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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向大咖 | 胡捷:算法型账本是Libra与支付宝余额最大的区别

学术向大咖 | 胡捷:算法型账本是Libra与支付宝余额最大的区别

李小平 发布在 区块链 独家 84219

巴比特记者初识胡捷教授,是2018年12月8日在上海举行的CCF浦江大讲堂“区块链与数字金融”论坛上。当时的他作了题为“从比特币走向通证经济:一个金融人眼中的区块链”的分享。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问环节,有一位观众问道,“在未来,IMF创造的SDR(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或比特币或其它某某币,有没有可能成为全球通行的货币?”

胡捷教授答道,“SDR只是记账的符号,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货币。大家承诺‘我认购30%,他20%’,认购之后比如援助津巴布韦这个国家100万个SDR,落地为实际的钱的时候还是各个国家的货币。如果SDR配有一个账本,即一套支持支付的清结算系统,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全球通用货币。金融体系的重点在于账本和账本上的币,SDR的没有自己独立的账本,支持它的一篮子货币,各自拥有自己的账本,是由各个国家掌控的,仍然是靠中心化的。控制账本的人要把你账号上的‘0’去掉一个,你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没人能把比特币上的‘0’去掉,这是账本层面核心的差别。比特币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其是全世界共同维护的账本,现在没有一个账本有比特币那样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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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半年之久,Facebook发布Libra项目白皮书后,胡捷教授在与元道(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理事长)的谈话中,同样从账本的角度去解读Libra,
“Libra没有脱离传统货币的发行逻辑,与支付宝余额相比,其最大的差别于支撑Libra发行和流转的账本是全新的算法型账本,而不是传统的商誉型账本。算法型账本的特点包括账本归一化、真实性算法化、记账节点去中心化、开户自主化。”
胡捷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教授,研究领域包括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他拥有美国西北大学凯洛哥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和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曾任长江商学院兼职教授;曾在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多年;回国后转型成为一名创业者和企业家,从事软件、互联网金融等业务;曾任迅雷集团金融板块CEO;目前领衔设计一个“区块链+供应链金融”项目。

7月初,巴比特记者采访了胡捷教授。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我们谈及了Libra、比特币、区块链、人生等多个话题。胡捷教授清晰而幽默的表达令人印象深刻,他像一位行走在金融江湖的文人雅士,轻声挑起一盏青灯,照亮庙堂和江湖的两端

 

Libra:阳光底下的新鲜事

 

在胡捷教授看来,一个金融系统的核心要素是可信的账本和稳定的货币。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必须具有稳定的币值才能被大众而接受。

发行逻辑而言,Libra没有跳脱传统货币学的框架,与支付宝余额类似,都是锚定发行的基础货币,同时不支持派生货币。支付宝余额的发行过程是发行者将数量为Y的人民币充值到持牌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中,本质上是托管在那里,然后发行者会按1:1的固定比例获得数量为Y的新货币。它不支持派生货币,因为任何支付宝余额的借贷,都必须基于完全储备,即任何个人或实体在技术上无法借出超过自己实际拥有的支付宝余额。同理,比如一个朋友手中有了Libra就可以放贷了,但他手里只有100Libra,他借给你200Libra,你拿200Libra要支付出去的时候别人到Libra账本上验证,根本是不支持的。

货币的账本而言,胡捷认为,Libra和支付宝余额最大的不同在于Libra是由算法型账本支撑,而支付宝余额是由商誉型账本支撑。商誉型账本和算法型账本是胡捷教授自己提出的两个概念,商誉型账本的核心是传统账本上的数字可以人工干预/改动,人的重要性或可信度称为商誉,比如美元、人民币、支付宝余额等传统货币。算法型账本的核心是由计算机自动记账,而人工无法干预,且全世界只有一个账本,比如比特币。“为什么现在跨境支付的成本那么高?因为你有一个账本,我有一个账本,我们一对账就麻烦了,管理和时间成本就很高。”

Libra拥有来自全球的海量用户,且选择SDR一篮子货币作为支撑,“意味着这件事不是一家独大。”

采访中,胡捷教授提到了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不久前做客上海高金时的演讲,“周小川不会太去关注技术细节,他认为(锚定SDR一篮子货币的某种货币)是迟早的事,他对此持开放正面的态度。”

SDR(Special Drawing Right,特别提款权)的概念由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进行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时提出,它依据各国在IMF中的份额进行分配,可以供成员国平衡国际收支。

2009年3月,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G20峰会召开前夕发表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他强调,

“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胡捷教授说,“那个时候的世界货币主要是美元,当他呼吁SDR的时候,美国人肯定是不感兴趣的。关于世界贸易应该用什么货币来支撑的问题,凯恩斯当年在二战之后,也提出过类似的概念。但是美国人不同意,说‘你们都得用美元’。”

他还补充道,“中国一直在力推一个独立于美元之外的基于一篮子货币的e-money,当然是沿着IMF传统金融框架下来推进,而不像Libra自己单干。另外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他们希望慢慢来,把时间的节奏感放缓。”

 

比特币:江山代有泡沫出,各领风骚二三秒

 

在多次公开演讲中,胡捷教授强调,比特币的成功之处在于“点对点的可信账本”,失败之处在于“货币不稳定”。他还总结了比特币的“三大遗产”:可信账本、权益通证和智能合约。

当“比特币”和“遗产”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会产生一种不适感,同时也能隐约感受到胡捷教授对比特币的不屑。实际上,他对比特币的态度从未改变过,“第一次了解的时候,比特币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冲击。就货币学的特征(币值不稳定)而言,我觉得它成不了气候,现在我还是这个观点......对于学金融的人来说,有人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性的探索,这当然很好,但是从未想过比特币会变成全民瞩目的炒作对象。”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比特币最有魅力之处在于其价格的不稳定,因此有人说,比特币给了年轻人一次“掀桌子”的机会。胡捷教授不以为然,

“任何一种投机泡沫都会造就一小部分人,它不是真正的创造财富,而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比如我们今天炒大蒜,正好有几个幸运儿因此暴富了,但如果把全公司的人都吸引过来炒大蒜,这绝对不是一个方向。人类永远生活在泡沫之中,泡沫是一个接着一个,‘江山代有泡沫出,各领风骚两三秒’。以前是各领风骚两三月、两三年,现在像Fomo3D这种击鼓传花的小游戏也就一两个星期,太快了。阳光底下无新事。”
尽管如此,他还是肯定了比特币系统所带来的新的通证商业模式,具体来说,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可信账本记录工作绩效,使用权益通证实现激励机制,使用智能合约分工协作。

可信账本的要求包括记账(谁付、付多少、谁收)、功能(不可错记、不可漏记、不可重记)和安全(不能假冒、不能篡改、不能损毁);通证的本质是权益凭证,即代表特定权益的载体,一切经济的交换都是权益的交换,权益通证化的好处在于提供了权益交换的效率;在可预见的商业场景里,智能合约的可信度高,执行成本低,结合可信账本和权益通证可以灵活设计激励机制。

互联网技术改造了信息行业,而金融业又是一个信息密集型行业,导致互联网技术对于金融业的银行、保险、基金、信托、券商、投行、股市、债市、民间借贷、股权众筹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渗透、改造。区块链技术曾被看作是一种颠覆金融业的技术,在胡捷教授看来,这是对金融缺少敬畏之心,

“金融业是一个处理钱的事情的行业,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可以使用信息技术,以前是互联网,现在是区块链,可以用于提高原有业务的效率。面对金融业务,一个金融科技的从业者不要去重新发明轮子,而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向前进。”
 

人生:像猎人一样观察时代的变化

 

从物理学硕士到金融学博士,从美联储经济学家到投行精英,从互联网创业者到金融学教授,胡捷教授的每一次转型都恰好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自嘲道,“正是因为跳来跳去,所以没有在某一方面有太大的成就。”

但他并不后悔,因为这是性格使然,“如果让我死守一个事情去做,我可能真的会觉得boring(无聊)。如果你选择的道路和你的性格是相左的,那你会很痛苦,比如一个很活跃的人限制在办公桌前,就会很难难受。所以要观察自己,了解自己,找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

当被问及如何把握时代风口时,他表示,“除了眼光、努力、运气之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会发现任何一个捕猎的动物,都不是每时每刻在追逐它的猎物,天天拼命地追是追不到的。实际上狩猎者大部分时间是在观察,然后慢慢接近自己的猎物,看准机会就冲出去尝试一次,没抓到就等下一次。

对于有野心的年轻人,他建议,要有意识地观察这个时代的变化,并逐渐形成自己不断学习的能力,更新自己的知识,心态上不要把自己约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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