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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阅读】中本聪、政治哲学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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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创世论文的语言,显得格外冷静和去政治化,文中没有出现政府或主权的字眼,甚至仅将比特币描述成一个区别于传统金融的支付系统;但是,中本聪在比特币的创世区块里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The Times 03/Jan/2009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

翻译:《泰晤士报》,2009年1月3日,财政大臣正站在第二轮救助银行业的边缘)。

尽管,比特币创世论文问世时,密码朋克们已经过了鼎盛期,由创始人之一John Gilmore在2001年宣布解散;但是,在最初由中本聪注册的比特币网站上,密码朋克Wei Dai提出的b-money被称为是比特币的精神先导。

政治

似乎,中本聪在刻意地回避与密码朋克们的联系;似乎,中本聪在委婉地表达对密码朋克们的敬意。比特币去中心化的特性,真切地呼应了密码朋克们的追求:用密码技术保护个人隐私,不受其它人、或者政府的侵犯。

这一意识倾向在Timothy May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和Eric Hughes的《一个密码朋克的宣言》中有充分的体现。相比而言,Timothy May的观点更为激进:

“国家必然会试图减缓或阻止加密技术的传播。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加密技术的无政府主义扩散。团结起来,除了带刺的铁丝网,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Eric Hughes说:

“在信息时代,对于开放的社会,个人隐私是必需品。个人隐私要受到普遍的保护,它就必须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人们必须联合起来为了共同的利益来推动密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从一诞生开始就预想到未来的路很曲折,它们在政治的边缘努力地挣扎。

密码朋克们的理想

密码朋克们充满激情的宣言里,透露着热切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无政府主义”从来都不是带有褒扬意味的词语,甚至连中性词都不能算。

在西方,“无政府主义”渊源来自,深深根植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民主斗士的自由理念里。只不过,与自由主义者从同一起点出发,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同:政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成为自由的保障。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对完全自由的捍卫、及对政府的彻底否定”,但是他们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有着本质的同源性。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诺齐克布坎南哈耶克的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自由秩序原理》也强有力地支撑了无政府主义的诸多观点。

诺齐克论证了优先于利益的绝对权利,认为任何人都永远没有资格侵犯个人权利,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包括政府在内。

哈耶克“自生的社会秩序”则透露了: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政府而获得秩序是可能的。

自由主义是什么?一种政治信念?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体制?一种生活方式?

1973年,哈耶克在为意大利《新世纪百科全书》撰写“自由主义”词条的时候,就已经遭遇到这样的困窘——“自由主义”一词现在正以各种不同的含义被使用着,而这些含义,除说明它对新思想的开放性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这些新思想包含着一些同自由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表示的本初含义截然相反的东西。”

尽管哈耶克这样描述自由主义的混乱,我们仍可循着自由主义发展的时代印记,追寻其代表人物的观点,梳理出自由主义的基本诉求。学者们普遍认可洛克创始了古典自由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突然有一天,洛克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体系完整的古典自由主义。

事实上,随着政教分离、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兴起,宪政制度的萌芽、大批受启发的教徒已在等待古典自由主义的召唤。

1746年,英国一个社会团体发表了《痛斥一切暴君》。这说明,早于古典自由主义,自然法、个人权利、财产私有、权力制约等理念,已经逐渐成熟了。基于此,洛克提出:

个人权利来源于神圣的自然法,政府法律如果与个人权利相违背,个人有权利不遵守;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仍保留撤回这一授权的权利;个人自由依赖于私有财产权。

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原点出发,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探讨了人的平等,主张个人平等地拥有最广泛的权利,政府应该公平分配资源,保证个人平等的实现。

自由主义的思想在经济学界也不乏追随者,比如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

自由的理念自始至终贯穿在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中。他们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政府干预会扭曲资源配置,主张有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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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制约的思想在布坎南诺斯的理论中也体现得相当充分。布坎南认为,人都要追求个体利益,宪政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个体自利实现社会协作,主张权利的监督和制衡。诺斯认为,西方社会的成功源于一套社会规则控制了政府权力滥用,这些规则就是制度。政府应该明晰产权,保护契约执行,促进市场竞争。

个人、市场、有限政府、权利制衡,在不同的时代,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里,无不体现着自由主义追求宪政的政治理念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自由主义学者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宣告,一个普遍认同自由主义理念的时代的来临,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福山的世界里,自由主义居然是以终结者的身份出现的!这会不会太夸张了?且不说数百年间,自由主义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演化出来的众多扑朔迷离的流派,在一个如此多元化、如此复杂化的现代社会,怎么还能像古代社会一般,通过一场政治运动、一次思想洗礼就能达成统一共识,找到终极答案?难道我们的世界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全球化的社会结构

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生活,在英国神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分析中描述得十分悲观: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谷物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均谷物产量只会下降。长远看,农业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人口过剩的最终解决方案还得靠饥荒、疾病和战争。现在看起来,这种观点显得有些可笑,但它却可以作为理解前现代社会的基础。

马尔萨斯的世界里,技术进步不可预测,发生时间的前后往往有很大间隔,当时的经济增长基本是粗放型的。尽管总体的人口和资源有所增长,但并不在人均的基础上。在近乎零和的世界里,人们想增加财富,最好走政治途径来掠夺:享有强制权力的人可以征税,其他人可以动员社会成员去攻击和偷窃。

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指出:史前社会中的战争和暴力不断,原因就在于人口老是超越环境的支撑能力。换言之,人们宁愿打仗,也不愿意挨饿,国家正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实现途径。军队和警察是战争和政府的资源,又可以保障统治者掌权。通过征服或征税获得的资源也可转换成强制能力。

国家的强制能力需要合法性。在大多数马尔萨斯的社会,合法性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古代中国等政教合一的国家,从其控制的宗教权威那里获得合法性。基于宗教的法治社会,宗教将合法性赋予独立的法律秩序,后者再向国家颁发批准。

可见,马尔萨斯社会中的成员多有惰性,政治权力创造经济资源,后者反过来创造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这个过程自我循环,直到对外扩张遇上物质上的极限或碰到另一个强大的经济体。

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变化的来源相对有限,动员新的社会群体会有诸多限制。技术发展也限制了思想的迁徙和传播。只有佛教穿越了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其他制度大多困顿于自己的出生地。秦始皇发明国家的消息,从没传到罗马共和国领袖的耳朵里。欧洲、中东和亚洲的法律传统都自我发展,很少相互影响。

比如,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由很多小国组成,最后巩固成单一的庞大帝国,而欧洲国家体系虽也有兼并巩固,从中世纪末的400个主权政治体降至一战前夕的25个,却从来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也许有地理、文化和领导人的因素,但是最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社会结构的差别

植根于宗族的中国贵族,其权力往往分散于各地,又纠缠于其他亲戚团体,而欧洲封建社会发展了强大且等级分明的地方政治主权。中国贵族的人数因数世纪不断的部落战争而几乎耗尽,专业政客得以组织强大的庶民军队,击败早期贵族军团。

君主、贵族和庶民阶层之间的交叉斗争,对欧洲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却从没在中国发生。相反,中国形成了一个早熟的“现代”集权,一开始就打败了所有的潜在对手。

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声称,建造秦始皇陵动用了70万劳工。即便是夸大其词,但很明显,秦始皇所创建的国家掌控大量资源,并且以惊人的规模调配资源。秦始皇创造的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文化、制度,以至于屡经朝代兴亡,却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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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秦朝政治的现代化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从没有出现,也没有法治来限制国家没收私人财产;国家不是创造奖励使农耕更为有效,而是定出限额,完不成的要处罚;宗族关系没有转换为现代个人主义,而是与非人格化的管理并存。

这十分符合马克斯·韦伯描述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广泛的宗族关系,宗教或宗族的约束对市场交易设限,缺乏个人社会流动性,基于传统、宗教和超凡魅力的非正式社会规范。

欧洲却是截然不同。天主教会更改婚姻和遗产规则,中世纪的欧洲就非常个人主义了。当家做主的是个人,而不是家族或亲戚。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早于欧洲国家建设的开端,比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更是早了数个世纪。

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就已经存在了。因而,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不必克服在中国那样的宗族集团的抵抗,封建关系下的法律合同为个人主义和法律人的理解树立先例。

历史学家杰诺·苏克斯认为:西方每一次农民反抗,都在表述地主违反合同所激怒的尊严,都在诉求自己的自由权利。如同韦伯描述中的现代社会一样:是个人主义的、平等的、以优秀和市场为导向的、流动的,并以法理型合法性权威组建起来的。

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福山认为,能把优势带给社会的制度,总是被他人复制和改进;知识和制度的跨社会交汇,伴随着历史的始终。如同地中海世界的古典共和政府、公民社会被欧洲广泛模仿,后续产生的欧洲文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17至19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君主从葡萄牙人和其他旅客之处早就获悉火器的存在,但他们正长期处于军火自我管制,不想放弃传统的冷兵器战争形式。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和他的“黑船”在1853年的东京湾露脸时,执政的日本精英知道,他们必须终止这种舒适的自我管制来取得美国人的军事技术。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引进的不止是军火,还有新式政府、中央官僚体制、新教育制度。

除了日本式的防御性西方化,还有中国式的被迫西方化。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而宗法血缘纽带在古代中国,起着维系社会、组建国家的重要作用。

因而,宗法与农业经济结构的结合,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固的基础。专制主义的统治制度矗立于其上,以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笼罩于其中,它们之间互相促进,互相渗透,成为一个十分协调的“永恒不变”的整体。

1840年,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西方文明也随之输入中国,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潮。如1898年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1900年翻译卢梭的《民约论》,1902年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斯密的《原富》,1903年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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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统计,从1857年到1918年的60年间,在495种、一万一千多册的期刊文章中,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进化论及西方政治学说中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理论和各种人生观的文章,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开明的士大夫面对日渐明晰的世界政治格局、西方的步步逼近、中国国势的衰微,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产生怀疑、反思和批判。内外交困的压力下,1901年清政府被迫实施新政,推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振兴实业的经济改革,废除八股、兴办学堂的教育改革。

随后的近百年来,中国的法治改革和社会发展,大致都没有脱离向西方学习经验的思路。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趋势更是得到了加强,越来越强调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接轨。

微观上讲,政治发展没有普世的模式。但根据福山的观点,在高层次的抽象中,政治发展与生物进化十分类似,竞争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且总是较为成功的、能发展出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政治制度,取代较不成功的。这一逻辑下,拥有领先的科学技术、经济的主导权、民主政治结构的西方文明无疑更具吸引力。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的假设:几乎所有国家都将过渡成西方民主制。也许这个假设有些过于乐观,但不可否认的是,曾经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已逐渐被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即使是世界上非常封闭的地区,像阿富汗、美拉尼西亚这样的地方也不能幸免。

加密货币的NGO通道

当下,西方的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趣味流行于全球。生活在农村和城市没有多大分别,生活在北京和纽约也没有什么区别,随处看到的是同样的水泥、玻璃的方块建筑。

全球化的时代里,社会关系逐渐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广泛化、复杂化;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虚拟化、弱化。这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非政府组织NGO)的大量出现、社会结构扁平化。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杜赞其的研究中,中国传统社会里,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乡村组织并非仅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反而,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国家权力的延伸依赖于社会权力,特别是宗族。宗族作为乡村公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承担了维持封建伦理及秩序的作用。村务管理、公共活动以及构成村公会成员名额的分配,都以宗族或亚家族为基础。

杜赞其还引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来描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包括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表面上看,这一网络并无用处,但它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将国家政权和地方社会融合进一个权威系统里。

传统社会管理的很多方面,国家是放权的,通过地方社会自行解决,比如水利控制。用水的村民集团叫闸会,其成员包括2-10个村不等,控制着灌溉用水的分配。这并不是管理用水和控制用水的唯一集团,实际上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组织:从家庭、小集体到闸会、闸会联合。每年,各闸会聚集一次,疏浚河流、加固堤坝,并根据使用水量提供劳力和财力。一般情况下,闸会内部或闸会之间出现争斗时,由闸会首领们开会调解,既不涉及诉讼,也不惊动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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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把闸会放到现代社会里,恐怕还有一个时髦的称呼——非政府组织(NGO)。近20年里,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在民主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非政府组织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里争端解决机制的角色,已然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渴望政府服务、市场效率,又惧怕政府权力恶性膨胀、市场失灵的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全球化除了带来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广泛化,也带来了个体的孤立和渺小。面对强大的政府、无所不在的市场,单打独斗很难维护个体权利、表达个人主张,个体的联合成为必然的选择。

比如,有维护薪酬、休假权利的工会,有争取同性恋权利的国际同性恋者人权委员会,有反对吸烟的反烟草非政府组织联盟,有保障儿童权利的国际拯救儿童联盟,甚至还有推动电子加密技术发展的密码朋克邮件名单等,这些非政府组织都代表着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领域表达各自的诉求。

假如,有一个同性恋者,拥有工作,反对吸烟,热爱公益事业,同时还是一个比特币爱好者,这些多元化的个人诉求通过非政府组织都能找到共鸣,得以表达。尽管,这些组织里的每一个人互相并不认识,却基于多样的、共同的利益表达,广泛参与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中。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张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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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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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in媒体
    coin媒体 893 天前

    【深度阅读】中本聪、政治哲学和历史 http://t.cn/RvnRIXt 比特币创世论文的语言,显得格外冷静和去政治化,文中没有出现政府或主权的字眼;但是,中本聪在比特币的创世区块里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似乎,中本聪在刻意地回避与密码朋克们的联系;似乎又在委婉地表达对密码朋克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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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oxg_曹晓钢
    caoxg_曹晓钢 89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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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特资讯
    巴比特资讯 894 天前

    【深度阅读】中本聪、政治哲学和历史 http://t.cn/RvnRIXt 比特币创世论文的语言,显得格外冷静和去政治化,文中没有出现政府或主权的字眼;但是,中本聪在比特币的创世区块里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似乎,中本聪在刻意地回避与密码朋克们的联系;似乎又在委婉地表达对密码朋克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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