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经济学为我准备了思想武器,我用它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米塞斯在经济学上坚守着自己的原则、耐心的辩论,充满自信的支持一个去中心化的、消费者自主决策的市场,他反对任何官僚化的计划经济。
米塞斯十分清楚,我们有责任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他给社会主义提出了建议:
每个人都肩负着责任,没有人可以逃避其他人的行为后果。如果全社会走向灾难,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因此,每个人都应当追随自己的兴趣,积极投身到“观念之战”当中。没有人可以永远的作壁上观,每个人的观念和兴趣,最终都会导致一个客观的结果。不论你是否做出选择,每个人都将被卷入历史争斗的大浪潮之中,是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后决战。
在《人的行动》中他写到:
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这种责任。不论是谁,如果忽视自身的判断能力,就等同于放弃身为人类的天赋异禀。在重大问题上,盲从所谓的专家,或对流行的结论毫无独立批判见解,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偏见,这样的人,可以认为已经放弃了人的自决权,完全屈从于他人的摆布。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没有什么比了解经济学真相更加重要的了,因为他个人和子孙的命运都牢系与此。
我确信,如果米塞斯健在,对于我们现在遇到的这次危机,他的解决方案将是积极的(所以,对于米塞斯学院的建立,我十分开心。)他在《反资本主义思潮》中指出:这种“反对运动”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最终成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人类文明或西方国家(如欧洲、美国或澳大利亚)坠入苏联式暴政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遇到奥派经济学,我不可能选择从政。支撑我政治生涯最强烈的动力是:我渴望生而自由、活得自由。自由是我的第一目标。自由市场只能是自由社会的一个结果。我不接受“个人自由之所以好,是因为市场更加有效”这样的(功利计算)逻辑——即使中央计划在某些时候比自由市场更加有效率,我依然选择个人自由,而不会是强制。幸运的是,我不需要为此(在“自由”和“效率”之间)艰难的选择——奥地利经济学已经阐明了市场效率,这些真理推动着我,为了自由、也为了效率,坚定的勇往直前。
如果对自由市场的运行效率,缺乏足够正确的解释,那么,那些热爱自由的人们,将很难为此付诸有效的政治行动,他们的理想也会变成空想。
功利主义者当然也可能从“功利判断”角度,捍卫自由市场,宗教人士也可能从“上帝赋权”角度,捍卫道德和自由市场,捍卫市场这一点,当然是不矛盾的。从纯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也许他自认为看起来更加“客观”,但只有与自然权利哲学相结合,它才更具力量。当然,就捍卫自由市场的共同立场而言,没必要互相否定,功利主义者虽然不承认“上帝赋权”,但他们也在捍卫同一个行动目标——自由市场。当这些不同理念的人,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也是加倍的重要。
所不同的是,他们的逻辑出发点。当功利主义者捍卫自由市场时,他是个人主观动机(功利计算);当自然权利或宗教人士捍卫自由市场时,他是从“先验伦理”或“神的旨意”出发。
功利主义者可能对“先验的人身和自由权利”持中立或否定态度,但这与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技术解释优势(功利计算)不矛盾。但是,接受自然权利哲学的人,就没有任何选择,他必须接受(先验伦理的逻辑一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米塞斯是功利主义者,但他捍卫市场,他的这种逻辑,为那些相信自由、相信勇气、愿意在政治领域实现这一抱负的人(尽管是出于“功利计算”的逻辑),提供了指路明灯。
他在《人的行动》中说到:
人类社会的繁荣,取决于两种人:一种人是具备卓越的学识,足可以把社会和经济理论解释得通透明白;另一种人的能力是,可以把这些理论,成功的传播给其他大多数的人。
米塞斯当然是前一种:他为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经济和社会理论。我希望自己在政治领域的一丝成就,能够激发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希望能有后来人,你们帮助我证明一件事:米塞斯的功利主义是“错的”——我们要证明给人们看,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选择从政的出发点,不再是屈从于利益集团——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天赋自由。

